从《延河》杂志的讨论开始，围绕新大众文艺的话题讨论已经成为引人注目的文艺现象，并有着进一步成为文艺思潮的趋势。那么，何谓新大众文艺？新大众文艺发展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过程？在新大众文艺发展中，同样作为文艺新思潮的创意写作又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文艺生产的主动权交给了大众 笔者认为，新大众文艺严格意义上来说应该是新兴大众文艺，本质上是大众文艺发展到新阶段的产物，是以人民大众为主要消费主体，进一步在文艺创作生产与人民群众的文化消费之间建立了更为亲密的联系，体现出当代文艺以大众文化需求为导向的鲜明"大众化”特征。 考察文学发展史可知，“大众文艺”的涵义界限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延伸。在百余年来的文学史上，“大众文艺”主要经历了现代启蒙大众文艺、人民大众文艺，以及商业消费大众文艺的嬗变历程。新大众文艺更加显现出一般性、普遍性和现代性的涵义，强调的是当代场景、传媒手段、工业生产方式、娱乐消闲功用等现代特征。 新大众文艺是新大众文化在文艺领域的具体体现。借用学者王一川关于大众文化的观点，新大众文化普遍被认为“是以大众传播媒介（机械媒介和电子媒介）为手段、按商品市场规律去运作的、旨在使大量普通市民获得感性愉悦的日常文化形态”。进一步来看，就现代文化传统而言，新大众文化与近现代转型期的“鸳鸯蝴蝶派”等消闲文化同属商业消费文化，是相对于意识形态文化、高雅审美文化的另一类型，虽然它在世俗化的民间有广阔土壤，但是在现代文化进程中一直处于被压抑地位。正在兴起的新大众文艺，不仅接续了历史上的通俗流行文化传统，还以其强大的影响力与意识形态的主流文化、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深刻作用于当下的社会文化生活。或许，这也是我们为何要重视新大众文艺的主要原因。 那么，新大众文艺到底“新”在哪儿？ 首先，新在内容生产和媒介传播技术的进步。众所周知，作为媒介的网络发展目前已经进入三次迭代。第一代Web1.0，上网的终端主要依赖台式电脑，电话拨号上网，这已经成为陈旧的记忆了。第二代网络Web2.0主要依赖终端是手机，移动网络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让我们进入了不折不扣的“屏时代”——大屏电影、中屏电视、小屏手机，改变了包括文学在内的文艺生产和传播方式。第三代网络Web3.0已经到来，但尚未得到广泛应用，其实质就是建立在5G和6G等新技术基础上的元宇宙。元宇宙技术将成为文艺内容生产的强大助力和媒介传播手段。 其次，新在民众创作力的空前大解放。当前，无论从世界范围看，还是我国的文艺生产，其内容生产的方式在不断改变，总的趋势是人民群众的生产力不断得到释放。在Web1.0的PC端互联网阶段，绝大部分优质内容以PGC（专业生产内容）为主，但PGC的产能是有限的，只有融入UGC（用户生产内容）模式，再到AIGC（人工智能生产内容）的大发展，才能够引爆内容。技术推动大众化文艺内容的生产，也同样推动了传播载体的更新。当前抖音和快手等短视频平台的崛起就是典型案例。 最后，新在民众精神需求变量巨增。当下，传统的生产者中心转向消费者中心，进行文化消费的广大群众成为文化生产与传播的主体。这一点正如学者鲍德里亚所说：“生产主人公的传奇现在已到处让位于消费主人公。”新大众文艺正是对大众的现实需求有着深刻理解，注重满足人民群众的感性文化需求，打破了精英文艺对人的理性认识的拘囿，发展了关于人的感性主体意识。 从以上三点来看，新大众文艺兴起的思想史意义不容小觑。相对于精英文艺确立的统一批评标准而言，人民群众消费大众文艺的过程就在表明一种有区别的自主选择，而新大众文艺充分满足大众感性需要的民间世俗化价值取向也构成了对任何意识形态权威性的批判结构，滋养着文化的民主要求。世俗化新大众文艺的盛行充分表明大众趣味的合理性，新大众文艺与精英文艺、主流文艺三分而立，打破了惯常的一元化生活方式、思考方式，文化市场遵循的经济契约精神，发扬了现代平等民主原则，助推着多元化的文化观念，这一切都强烈彰显了新大众文艺的文化民主意义。作为新兴学科的创意写作，正是在此意义上和新大众文艺有了同频共振。   创意写作为当代文学带来改革动力 凡事皆须追根溯源。作为舶来品的创意写作，其在欧美的兴起，本身就充分体现了“赋权人民”的特点。创意写作诞生之初，就带有强烈的底层解放意识，强调“人人能写作”，是其基本信条。这一信条无疑是基于现代人本主义价值观和人人平等的信念，也由此把自己和传统写作的天才论、天赋论区别开来，让写作成为人人都应具备的“天赋权能”。因此，创意写作甫一开始就是一次人民自我的“写作赋权”，是“从下到上”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和新大众文艺的兴起无疑是相一致的。在美国，写作协会的作家80%来自高校创意写作学科，普利策奖获奖者70%曾受益于高校创意写作学科的培养。 或许，这正是创意写作在现代性凸显的全球化时代迅速蔓延的一大主因。 创意写作在中国的兴起，也是经历了“从下到上”的过程。与其他学科先是进入教育部学科目录然后再取得迅速发展不同，创意写作先是经历了各高校的自觉实践，然后再引起教育部门的关注，从而由教指委等相关机构予以追认学科的过程。2009年，以复旦大学招收创意写作MFA和上海大学成立创意写作研究中心为标志，创意写作开始引入中国大陆。短短十余年间，从只有少数几家先知先觉的高校燃起燎原星火，迅速发展为如今的中国化创意写作的“北上广苏杭”模式，其快速发展的内生动力令人吃惊。时至今日，全国已有包括上海大学、西北大学等在内至少5家高校有资格招收创意写作方向的文学博士；包括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在内至少10余家高校招收创意写作文学或艺术学硕士；包括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浙江传媒学院在内的至少5家高校开设了创意写作本科专业（方向），如果加上创意写作实验班和作家班在内，则有不少于20余家高校。更有如西北大学等已经打通了本硕博三级教育体系，形成了创意写作人才的闭环招生和培养。创意写作的发展呈现出星火燎原之势，对传统中文学科形成了巨大冲击，可以说是一次影响深远的中文教育的自我革命。 如若把创意写作放入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史来考察，会发现创意写作事实上擎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毫不夸张地说，从解放文艺生产力来看，创意写作是中国的又一次新文化运动。 众所周知，1917年新文化运动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其中最为重要也是最为成功，影响最大的就是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第一次新文化运动所取得的一大功绩就是以破釜沉舟甚至过犹不及的决绝姿态真正实现了“言文一致”，清除了普通老百姓通往文学阅读的最大语言和文字障碍。试看新文化运动之前的文学，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学？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权贵的文学，是官办的文学，不是普通百姓的文学。其原因说起来倒也简单，欲作文须先识字，欲识字须先接受教育。无论是文学阅读还是写作，作为书面语的文言都是一块结结实实挡在普通百姓面前的绊脚石。此种现实，促使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先驱挺身而出，在《文学革命论》中振臂高呼：“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这就是陈独秀所提出的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简而言之即反对“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提倡“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先驱极力反对此三种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其最大期许是让文学为社会文明的进化做出本有的贡献，实现应有的价值。于是，《新青年》从1918年1月出版第四卷第一号起改用白话文，采用新式标点符号，刊登新诗、白话小说等，鲁迅的《狂人日记》即刊发于此，作为第一篇成功的白话小说，对新思想的传播和文学创作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启蒙文艺家进行白话文革命就是要表明文章人人可做，打破上层社会对语言文化的垄断。如鲁迅在《门外文谈》中所说的，“一句话，将文字交给一切人。” 鲁迅先生说，白话是“从四万万人口中发出的声音”，是最大多数人会使用的语言，而文言的受众则少得可怜，所以他坚决要求废弃古文，发展白话文学，表露出明确的为大多数人着想的目的。而从五四时期文艺传播的状况来看，也是如此。古文小说销量非常有限，说明能读古文的人实在太少，必须改用白话写作，才能促进文艺在大众中的传播。 行文到此，笔者不禁联想到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所说，“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从文艺革命的意义来说，今天兴起的新大众文艺不正如当年的白话文学革命吗？     进入用户生产内容的新时代 如果说第一次新文化运动解放了文学思想，实现了言文一致，解决了让人民掌握新文学阅读和创作的语言问题，那么，不亚于又一次文学变革的创意写作则解决了写作赋权人民，让人们掌握写作权力和能力的问题。由此，创意写作对于新大众文艺的发展必将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实现从为人民写作到人民自己写作的革命性转变。 和传统写作学的那些心性空谈、高蹈玄想不同，创意写作一直脚踏实地地致力于创意创作技术的进步、教学的发展，数十倍、数百倍地扩大了文学文化生产的规模。创意驱动下的文化内容生产的解放，体现于蓬勃生长的网络文学，人人都可以写作的创意写作理念，更体现于方兴未艾的短视频内容创作，乃至已经萌芽尚未崛起的元宇宙艺术。这些新的文化生产现象都是新大众文艺生产的进一步解放的象征。 包括网络文学在内的新大众文艺是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大众创作的生产，解放了一大批普通大众的创造力。如果说文学是一个金字塔的话，处在最顶端的当然还是所谓的精英式写作，但新时代的人民性所要求于文学是更多普通人参与的新大众写作，某种意义上来说，新大众文艺满足了新时代的文学所提出的大众自己写作的迫切要求。 展望未来的新大众文艺，普通大众都可以成为故事的主人翁，完成从普通读者到主角玩家的角色转变。由此，文艺也将进入用户生产内容的新时代。当然，相比较当下抖音和快手等短视频平台所实现的用户生产内容，未来新大众文艺的生产将是更加高阶的人工智能生产，不但将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实现文艺海量内容的生产，还将在本体意义上极大地解放人类的文艺生产力。 总而言之，未来的文艺世界是用户主导的世界，从专业生产内容到用户生产内容，直到最后的人工智能技术创造内容，真正人民大众创造文艺的时代已经到来，服务大众文艺生产力大解放的创意写作无疑将面临更大的用武之地和生长空间。 正如作家莫言前不久在北京师范大学第六届教博会上所作的“文学教育与青年写作”主题报告中所说，我们确实已经进入“文学不单可以教，而且大家都在努力教”的时期了，目前已有数十所高校开设了与创意写作相关的专业。接下来，创意写作与文学教育应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以怎样的方式发展，都将是我们共同面临的课题。但可以预见的是，在各大高校受过创意写作训练的学生们，很可能成为未来中国文学创作队伍中的主要力量，那时的中国文学将呈现出一种崭新的面貌。 中国文学崭新的面貌，必定包括文学创作和文艺生产的大繁荣。而风生水起的创意写作，也必定会在促进文艺的人民大众生产乃至人工智能生产中大有作为。   文章来源/《文汇报》 编辑/李杰如 责编/杨书

"人工智能就像正在成长的孩子，还远远没有到发展的巅峰。”在天津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第十六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有关人工智能的话题被引向更深层次。360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周鸿祎说，之前程序员只能从事编程等相关工作，但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帮助下，他们还可以同时扮演产品经理、销售等不同角色。 “人工智能给创业者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周鸿祎说。 今年以来，DeepSeek引领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展潮流，以杭州“六小龙”等初创企业为代表的创新力量异军突起。论坛上，围绕“中国发展AI的路径有哪些独特之处？”“面对不断变化的全球格局，这一路径又将如何演变？”等话题，与会嘉宾们展开了广泛讨论。 “行业发展与社会各界的支持密不可分。”在宇树科技CEO王兴兴看来，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市场需求、营商环境、人才储备等因素息息相关。 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周云杰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给中国企业的发展思维带来了深刻影响，特别是在辅助决策方面，人工智能“让数据更有质量、让场景更有价值、让人更有创造力”。 “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智能制造等技术逐渐聚合，引发‘技术奇点’，催生出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摆脱了过去靠要素驱动的数量型增长模式。”京东集团CEO许冉说。 许冉介绍，截至目前，京东内部已部署超1.4万个AI智能体和数字员工，承担了18%以上工作内容，覆盖财务、外卖、物流、研发、采购、政务等场景。 “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与坚实的数字基础密不可分。”长江商学院院长李海涛表示，以“90后”“00后”为代表的年轻人从小成长于数字化环境之中，有丰富的使用AI产品的经验，杭州“六小龙”等科创企业正是因此孕育而生。 与会嘉宾认为，借助AI技术，不仅头部企业可以实现跨界联合，不同规模的企业之间也可以开展更多领域的合作，在这一形势下，建立开源生态尤为重要。 “建立开源生态更利于技术普惠。”周云杰介绍，海尔在研发产品时，会将一些与安全相关的专利开放给行业，本着科技向善的理念做开源生态，可以让新技术普惠到更多人。 本届论坛的联席主席之一、TCL董事长李东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TCL全力拥抱人工智能大模型浪潮，2024年通过人工智能应用已创造5.4亿元经济效益，企业不再只是输出产品，而是更加注重与当地共建能力、共享成果。 与会嘉宾认为，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结合场景丰富，未来，解决现实问题将成为中国AI技术发展目标。   文章来源/新华网 编辑/李杰如 责编/杨书

在文学写作中是否该运用方言呢？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表面上看这是作家的个人选择，但其实也涉及对文学、时代与语言的深层理解。   方言联系着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更贴近创作者的生命体验，鲜活生动，在艺术表达上也更具风格化，因而为一些创作者所推崇。但方言的运用也限制了作品的传播范围。《红楼梦》《水浒传》虽然有一些方言，主体还是古典白话，就比主要以吴语写成的《海上花列传》更具普遍性，流传更广。   现代以来，鲁迅、茅盾、老舍的小说也有一些方言因素，但主体是现代白话。赵树理小说中方言土语更多，读起来却很顺畅，这与他大众化的文学追求密切相关——"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周立波在《暴风骤雨》中运用东北方言，在《山乡巨变》中运用湖南方言，以贴近当地的风情风貌。柳青在《创业史》中叙述语言使用书面语，人物语言则融入了陕西方言，兼有史诗的庄严和生活的生动。无论鲁迅还是赵树理等人，其实都处于同一时空中，面对着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在一个现代汉语和普通话尚未得到充分推广的时代，他们面对的是各地不同方言的读者，他们需要克服或穿越不同的方言，所以他们的文学语言虽然汲取了方言因素，更主要的却是普遍性和大众化的追求。   新时期以来，作家写作具有了语言自觉。上世纪80年代，王安忆、余华等作家就在文章中抱怨过，他们身为南方作家，在写作中不得不把方言“翻译”成现代汉语，这让他们在构思与创作中多了一层困难。但同时，这也形成了他们更趋于书面语的独特叙述风格。这种更加纯粹的文学语言，甚至会让一些具有方言色彩的作家感到羡慕，比如王朔就讨论过孙甘露的语言，认为“他的书面语最精粹，他就像是上帝按着他的手在写，使我们对书面语重新抱有尊敬和敬畏”。但在语言自觉的浪潮中，有一些作家的探索走向了极端：一种是大量使用方言土语，需要加上连篇累牍的注释才能读懂，这样方言的运用并没有抵达大众，反而阻碍了与大众的沟通；另一种则是书面语的极端化，满纸翻译腔，他们的语言成了一种信息“空转”，虽然突显了作家的个性，但终究“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也有人另辟蹊径，比如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暗示》就“以方言为方法”，在对语言、方言、世界、思维的讨论中重构了一个艺术世界。   在我们这个时代，方言问题的焦点也发生了变化。如果说以前的焦点是不同方言区的人是否能够交流，为此，党和国家大力推广现代汉语和普通话；那么在推广数十年取得非凡效果，交流的问题解决之后，现在的焦点就变成了是否应该保护方言的问题。方言关联着一个地方独特的文化传统与风俗习惯。如果任其消失，那么各个地方失去了其独特性，国家也会失去文化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近年来，“新东北写作”“新南方写作”“新北京作家群”“新浙派作家群”等蔚为大观，方言写作成为其中重要的因素，比如石一枫的小说既有京味儿，也蕴含着鲜活的时代气息，蔡崇达的作品既有闽南的文化与语言特色，也有对小人物命运的思考。对于新时代作家来说，如何经由方言的特殊性讲述中国故事，或者反过来，如何在对时代的描绘中保留方言的独特性，都值得探索。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 编辑/陈昱同 责编/杨书

"在中国的经历让我体会到了跨越国界的温情与善意。”来自樱美林大学的大江萌近日在第24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日本赛区决赛暨第6届全日本大学生中文演讲比赛（国航杯）上说。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公使赵宝钢在比赛开幕式上致辞时表示，今年“汉语桥”演讲比赛的主题是“天下一家”，中国《礼记》中有云“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体现了中华文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熟思考，也为我们今天构建开放、包容、和平的世界提供了明确的方向。中日关系的长远发展离不开两国青年一代的理解、信任与合作，期待越来越多的日本青年学好中文，用好中文，积极参与中日青年交流项目，走近中国，了解中国，让两国民间交流更加深入，更加温暖。   比赛由日本华人教授会议主办。从6个赛区预赛中脱颖而出的18位选手参加了比赛。经过激烈角逐，大江萌获得第24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日本赛区一等奖。来自御茶水大学的木村水映获得第6届全日本大学生中文演讲比赛一等奖。   大江萌在比赛中讲述了今年在中国旅游时不慎将手机丢失，最终在市政府、公交公司、热心路人等多方的协助下成功寻回的温馨故事。   荣获全日本大学生中文演讲比赛二等奖的吉村佳穗用“便利、温暖、成长”三个关键词分享了在上海留学期间的暖心体验。从便捷的数字化生活到上海公园里来自陌生人的鼓励，再到校园生活中的多元文化交流……吉村佳穗告诉记者，她非常热爱中华文化。 文章来源/新华网 编辑/陈昱同 责编/杨书

6月21日，由华文出版社主办的《哈啰，汉字》(第一册)新书发布会暨版权签约仪式在第三十一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中国出版集团活动区举行。 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茅院生，全国政协委员、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李岩，华文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余佐赞，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总编辑周建华，《哈啰，汉字》编委会主任李杨及副主任李根信等嘉宾出席此次活动。汉学家、英国巴斯大学教授余德烁，美国埃默里大学教授Bradd Shore通过视频发表致辞。 《哈啰，汉字》系"国际中文教育”丛书的第一套小丛书，此次出版的第一册围绕“基础生活”主题，包括购物消费、交通出行等5个单元，帮助“零基础”的读者掌握日常生活中常用的汉字和表达方式。 余佐赞表示，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框架下，出版方推动《哈啰，汉字》成为“中文＋职业技能”的支点，助力中资企业、华商企业为员工进行中文培训，将汉字学习深度融入职业教育体系，让汉字成为走近中国、了解中国的“第一把钥匙”。 周建华表示，将全力推动该书在港澳台及海外的出版发行，激发读者对汉字学习的兴趣，助力其成为读者了解中华文化的一扇窗。 座谈环节中，李岩、李杨及李根信围绕“融合出版探索”与“文化学习与技能学习的关系”等主题展开讨论。 活动中，与会嘉宾共同为新书揭幕。华文出版社与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签署《哈啰，汉字》(第一册)版权输出意向书。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报 编辑/陈丹妮 责编/杨书

近日发布的《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2024）》显示，截至2024年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过3300万部，全年新增作品200万部，同比增长7%。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5.75亿，占网民规模的51.9%，成为最具全民性特征的文学样式。2024年主要网络文学平台营收规模约440亿元，网络文学年度新增各类改编授权数量总计约3万项。中国网络文学这个发轫于论坛帖文的文学形态，以其独特的生命力进入主流文化视野，并成为文化出海的主力军。 网络文学形成了具有全民性特征的文学样式。独特的创作和传播模式，打破了传统文学创作的专业壁垒，文学创作由"精英主导”转向“大众共创”，人人都可以通过网络平台把自己的畅想、对生命的感悟和体验转化成文字，形成“全民写作”的文化景观。同时，网络文学具有即时性和广泛性，一经发布即可吸引数以万计甚至百万计的读者围观，触发情感共鸣，读者通过催更、评论、打赏等方式影响创作方向、剧情设计，形成读者参与式、体验式的文学创作。近年来，现实题材的网络文学作品备受青睐，譬如《陶三圆的春夏秋冬》《滨江警事》(第1部)《我们生活在南京》等，这些作品或聚焦社会变迁、记录人间百态，或体现创业艰难、辛苦打拼，或反映聚散离合、人情冷暖，或展现家庭生活的酸甜苦辣，以细腻的笔触直抵人心，使读者产生强烈的代入感和情感体验，在反思人生中获得情绪价值，也为时代留下了生动鲜活的文字记录。 网络文学丰富多样的创作题材更为精准地满足了个性化的文化诉求。网络文学的蓬勃发展是媒介技术、市场机制和大众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其走心、用情的情感策略深深地植根于被互联网联结起来的人们共通的生存体验。当一种类型的文学作品受到读者的喜爱和追捧，就意味着出现了市场效应，相同题材、相近内容、相似人物和相仿情感体验的剧情结构就快速形成了标准化的叙事模板和创造套路，实现规模化、产业化创作，迅速为读者提供海量的阅读选择。 经过20多年发展，网络文学形成了极为丰富的写作类型。打开网络文学平台，我们可以看到玄幻、仙侠、穿越、都市、情感、科幻、抗战、童话等几十种大的类型，甚至可以再细分为近百种小类型，类型之间可以相互交叉、混合，但是都有自己固定的粉丝群体。网络文学的精细化、垂直化定位和运营则对读者群体的文化需求识别更为精准，具有较强的读者黏性。 网络文学承载着大众娱乐功能，但也绝非简单的消遣读物，其深层涌动的是时代精神的回声。众多作品在快节奏的叙事外壳下，自觉承担起价值引领的责任，引导人们以积极的心态投入时代发展的洪流。比如现实题材网文对职场、教育等社会议题的关注，科幻主题对未来生存的思考等，无不传递着真善美、积极向上的价值观。更令人惊喜的是，网络文学成为激活传统文化基因的先锋，《上品寒士》巧妙融入魏晋风骨，《长安十二时辰》复活盛唐气象等，年轻的创作者们正以当代视角重塑传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交融中焕发新生。 网络文学作为文化IP的源头成功实现破圈和跨媒介发展，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通过改编为影视、游戏、动漫、短剧、舞台剧等，网络文学衍生出音乐、周边、线下活动等，既推动了粉丝经济、谷子经济、付费阅读、平台会员等文化产业模式爆发式增长，也成为年轻群体通过情感交流形成文化圈层、文化认同的新型社交媒介。网文、网游、网剧的成功出海提示我们，新鲜刺激、心灵疗愈、情感共鸣、沉浸式体验、追求真善美等是不同文明相互交流的最底层逻辑。当《长歌行》在东南亚引发追剧潮，当修仙、悬疑小说成为欧美青年的“电子咖啡”，当巴西主妇追看《开端》学习“中式悬疑”，这些微观层面的文化触点汇集起来，架起了一座文化交流互鉴的桥梁，彰显着中华文明的隽永魅力，让人类文明发展的道路熠熠生辉。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编辑/陈丹妮 责编/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