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2024世界中文大会致贺信并祝贺孔子学院成立20周年。习近平主席指出，语言是人类交流思想的工具、传承文明的载体、增进理解的桥梁。中文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智慧，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重要公共文化产品，支持服务国际社会开展好中文教育是中国作为母语国的责任。 大会期间，在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举办的"孔子学院成立20周年特别致谢活动”中，菲律宾红溪礼示大学校长约瑟夫·安吉利斯获颁“孔院之光”致谢铭牌，致谢辞为：十四年怀揣教育理想，一往无前，执着前行，带领红溪礼示大学孔子学院发展壮大，推动中文纳入菲律宾国民教育体系，加强本土中文教师培养，为中菲文化交流互鉴作出重大贡献。 站在中菲建交五十年的历史节点上，回顾两国人民半个世纪血缘相亲、文缘相通、民缘相融的友好交往，可知教育和文化交流始终是促进人民相知相亲、筑牢友好民意根基的最重要力量。菲律宾华人族群对母族语言文化传承的执着坚守、上下求索，菲律宾民众和青少年对中国语言文化从好奇尚异、择善而从至学而获益、甘之如饴，是中菲两国间不曾停歇的脉动，更是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中文作为“中国贡献给世界的重要公共文化产品”的魅力所在。 2011年中文教育项目正式纳入菲律宾国民基础教育体系。15年间，中国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与菲律宾教育部密切合作，支持中菲中文教育专家团队联合完成菲律宾国民基础教育体系用中文教育规划、中文课程大纲、中文教材等系列纲领性文件研发与教学资源建设，支持菲律宾教育部选送公立中学本土中文师资来华培训，有力支持了刚刚起步的菲律宾国民基础教育体系中文教育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中国作为中文发源地，根据所在国开展中文教育实际需求，给予配合、支持与引领，推动所在国中文教育规范及有序发展的担当，更是践行“支持服务国际社会开展好中文教育是中国作为母语国的责任”的生动实践。 菲律宾华文教育自1899年小吕宋中西学校在原甲必丹衙署创办以来，已历经百廿年。菲华族群从未停止过为自身争取母语教育权利的脚步，使菲律宾华文教育始终维持相当规模并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成为东南亚乃至全球华文教育的一面旗帜。 菲华族群坚信，办好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华文教育对华族自身及菲律宾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而语言文化作为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根基，是维系一个民族发展的血脉，其教育是民族教育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 对菲律宾华族而言，语言传承是为了保持中华民族的“根”、铸中华文化的“魂”；对菲律宾国家社会发展而言，华族语言传承不仅有助于维护和发展所在国的多元语言与文化，华族公民的多语能力亦可为实现所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作出实际贡献。新的历史时期，菲律宾华文教育被赋予全新内涵，无论是对内“留根铸魂传薪火”、对外“搭桥铺路促融通”，还是参与菲律宾多元文化发展与族群融合进程，乃至保护与传承对祖籍国极为珍贵的海外华语资源与文化，菲律宾华文教育都使命在肩、任重道远。 中文作为外语课程纳入菲律宾国民基础教育体系的这15年，是菲律宾国民基础教育体系中文教育的萌芽时期。从几近空白到中文教育学科框架初见雏形，在执行中文教育项目的公立中学数、学校分布区域数、培养的本土中文教师人数、公立中学中文班学生人数上，中文教育项目相较于菲律宾教育部其他外语教育项目呈现出了后来居上、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目前，全菲律宾共有15个行政大区域（覆盖29个省）共160所公立中学开设中文课程，2025学年菲律宾公立中学中文班学生共计逾1.4万名。中菲中文教育专家团队陆续合作完成了《菲律宾中学中文课程大纲》等项目研发，并搭建了配套的线上教学资源平台，标志着菲律宾国民教育体系中文项目中期发展规划及基础性中文教学资源建设基本完成。 菲律宾国民基础教育体系用中文教学资源研发基于国际中文教育核心标准与菲律宾本土课程标准对接框架，充分体现了国际中文教育标准体系国际化、标准化与国别化、本土化的深度融合。教材中菲编写团队在尊重菲律宾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的基础上，充分重视中菲语言及社会文化的比较与融通，以双方文化联结点为呈现路径，引领学生在听说读写的语言活动过程中，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知当代中国社会、中国智慧与发展成就，从而超越刻板印象和文化偏见，以尊重、共情的态度探索中国、读懂中国、理解中国。 国际中文教育广受欢迎，彰显了开放包容的魅力，展现了互学互鉴的价值，体现着合作共赢的精神，凝结着中外人士共同的心血。 截至2023年底，全球共有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中文教育，85个国家把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中文教育让美好的中国形象在海外青年特别是青少年心里扎根，无疑是教育助力民心相通、厚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民意基础的最好途径之一。 “感谢您字正腔圆教我说话、横平竖直教我写字。这些年学过的中国话，是我们一生前行路上不灭的光。”这是菲律宾学生致敬中文教师的歌，更是菲律宾中文教育收获的礼赞。中文教育正以“努力搭建语言互通之桥、理解互信之桥、文明互鉴之桥”为初心使命，让菲律宾学生感知中国、读懂中国，并以文明互学互鉴增进中菲两国人民间的交流与互信。中菲人民传统友谊历久弥新，其深厚底蕴必将成为两国关系向史而新、行稳致远的坚实依托。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编辑/马梓秦 责编/杨书

第九届世界汉学大会活动现场，来自五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汉学家共商人工智能时代汉学的创新发展之路。 第九届世界汉学大会主办方供图 当汉学研究遇上人工智能，当人文与技术交汇激荡，会碰撞出一场怎样跨越地域、融通古今的思想盛宴？ 日前，在6月10日首个"文明对话国际日”到来之际，以“理解中国：人工智能时代的汉学研究”为主题的第九届世界汉学大会在深圳举行。本次大会由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共同主办，重点关注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对汉学和中国研究的影响。来自5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位汉学家共商汉学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创新发展之路，为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注入新动能。 人工智能成为汉学研究“新帮手” AI不仅能帮助汉学研究者完成翻译、文本撰写等基础工作，还能进行数据可视化甚至制作视频，帮助研究人员发现人工无法发现的模式、趋势和联系。 用人工智能（AI）追踪中国传统诗歌关键词的寓意演变，借助AI理解中国古代数学文本，在汉语教学中用AI定制教学方案……大会上，多国学者分享了将人工智能用于汉学研究和汉语教学实践的亲身经历，认为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汉学研究的新助手。 “人工智能可以完成我们一辈子都干不了的事，比如阅读成千上万的文本，并识别其中的共性与差异，甚至辨析文本在跨文化、跨时间的流动中如何转变。”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副校长白安雅高度肯定人工智能的独特价值。白安雅介绍，其所在的研究小组利用图表检测模型分析了中国明代科学家徐光启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中文版的跨文化演变过程，“这展现了AI在研究中国数学史以及跨文化知识可视化等领域的巨大潜力”。 香港大学助理教授哈维尔·查则以新儒学为案例，探讨了大语言模型处理“不确定类别”“流动概念”“模糊关联”的方法。“结合历史语境与计算技术，我会用AI来做一些辅助工作，这能够让我的工作更加精准，同时帮助我发现一些新的领域。”哈维尔·查说，他借助大模型识别中国传统诗歌模式并追踪关键词的语义演变，比如精准锁定“虎”这类传统关键词搜索易遗漏的词汇，提出了传统方法不易触及的研究问题。 “现在我离不开AI的帮助，甚至都不用雇佣研究助理了。”韩国学学院教授金炳善惊叹于人工智能对研究效率的革命性提升。他指出，AI不仅能完成翻译、文本撰写等基础工作，还能进行数据可视化甚至制作视频，其强大之处在于“帮助研究人员快速处理和分析大量数据，并发现人工无法发现的模式、趋势和联系”。 杜伦大学助理教授德龙也肯定了大语言模型在“古汉语语义消歧、跨文本关联挖掘中具有突破性”，但他认为在应用大语言模型时应“融合历史社会学方法，避免技术简化主义”。 印度尼西亚三一一大学的潘范妮从语言教育实践角度，指出基于AI的智能辅导系统“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进度与表现提供个性化辅导与支持，突破了长期以来传统大班教学难以实现个性化辅导的困境”，但她强调“语言教育要坚持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中心，以技术为辅。只有明确人与智能工具的关系，技术才能更好地在国际中文教育中发挥作用”。 培育AI时代的汉学研究“新力量” 新一代汉学家要主动适应并善用AI，同时掌握精准“理解中国”所需的深厚语言能力与人文素养。 伴随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汉学研究的边界不断拓展，从事汉学研究的年轻力量层出不穷。如今，新一代汉学家正熟练驾驭AI工具，在汉学研究中大显身手。 如何培育AI时代的汉学研究新力量成为本次大会讨论的热点，青年学者也成为会上备受关注的群体。 在大会期间举办的“汉学薪传：青年汉学家圆桌”活动中，来自中国、德国等国家的多名青年汉学家展开对谈。从儒家社会构造思想看待人工智能问题、对一部未发表的利玛窦传记进行研究、以马克思主义视角探讨人工智能对文明对话的影响……青年汉学家们结合各自研究领域分享对汉学研究的独特见解，展现出他们的新锐思维和创新活力。 来自阿根廷、越南、伊拉克等多个国家的青年学者也在会上展示了研究成果。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在人工智能赋能的时代浪潮中，世界汉学大会通过整合全球学术资源，为青年汉学家提供系统的学术训练与实践机会，期待更多青年学者加入这场跨时空、跨文化的学术接力。 “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深刻变革，对汉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提出挑战。要主动适应并善用AI，同时培养学生掌握精准‘理解中国’所需的深厚语言能力与人文素养，推动汉学繁荣发展。”英国牛津大学圣安妮学院研究员罗伯特?恰德强调，国际汉学家在当下世界扮演着愈发关键的角色，世界汉学大会为维持国际汉学家和中国学术界紧密联系、促进全球汉学交流、培养新一代汉学人才提供重要平台。 长期以来，中国始终重视培养新一代青年汉学家。中国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自2013年发起实施“新汉学计划”以来，已支持中外知名大学高标准选拔、精细化培养1080名汉学博士生，覆盖117个国家和地区，从而推动汉学领域青年人才迅速成长。同时，还累计支持举办60多场国际学术会议，资助翻译出版70多部汉学著作，组织1700多名专家学者来华访问研修，为国际汉学交流和繁荣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中国教育部副部长吴岩在会上表示，中国将携手中外各界继续深入实施“新汉学计划”，着力培养新一代青年汉学家，创新办好世界汉学大会，努力为世界汉学发展和开展国际交流提供优质服务，为推动世界多元文明互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机遇与挑战并存之下的“新关切” AI技术必然会给汉学研究带来深刻变革。面对这一趋势，培养学生精准理解问题的能力应成为今后汉学研究发展新的核心关切。 面对技术变革，对人工智能既要主动拥抱又要理性驾驭，成为与会专家的共识。 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主任、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当代亚洲研究所学术所长亚历山大·卢金回忆10余年前参加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的场景，直言今非昔比。“当时，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有关汉学与人工智能的问题尚未被提上议事日程。而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截然不同的时代，人工智能已经延伸到我们所从事的汉学研究，这要求我们必须根据新的现实重塑我们的研究方式。”亚历山大·卢金指出，未来，人工智能在汉学研究、汉语教学等领域的应用还将继续增长，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无论技术如何发展，在汉学领域，人的主体作用不会减弱或消失，“因为汉学研究的是人本身，这是无法被数字化的”。 “当AI能在数秒中完成监测文本的翻译时，我也担心学生是否还愿意花时间下苦功。”罗伯特·恰德认为，与其他行业一样，AI技术必然会给汉学研究带来深刻变革。面对这一趋势，培养学生精准理解问题的能力应成为今后汉学研究发展新的核心关切。 与会专家还普遍认为，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不同文明之间平等交流、互学互鉴，将为人类破解时代难题、实现共同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指引。各国汉学家作为融通中外文明的使者，可以为沟通中外文化、增进理解友谊合作发挥积极作用。“我们不仅是研究中华文明的学者，更是这个日益分裂的世界中沟通不同文化的桥梁。”北马其顿汉学知识中心教席学者、青年汉学家代表冯海城代表青年汉学家在大会上发出倡议，呼吁打破传统汉学与中国研究的二元对立，在继承文本精读传统的同时，整合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数字人文等多学科方法深化对中国的理解，通过知识传播促进跨文化交流，以学术实践化解偏见、推动文明互鉴。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张东刚表示，汉学始终是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纽带。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为汉学研究开辟了广阔空间，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新方向。新时代汉学研究应海纳百川，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拓展研究深度广度，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思想支撑；应与时偕行，推动数字化赋能，在科技革命浪潮下坚守人文精神；应广育英才，以“新汉学计划”等搭建青年汉学家立体化成长发展体系。 文章、图片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编辑/马梓秦 责编/杨书

古文字，主要指中国商代晚期至秦代使用的汉字。二十世纪30年代，殷墟发掘出大量有字甲骨，证实了商王朝的存在，重塑了世界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评价。近年，抄有《老子》《诗经》等内容的战国竹书呈井喷式涌现。可以说，古文字是解读中华文明基因的关键。   古文字研究与科技发展密不可分。红外采集、高精度扫描等技术手段极大改善了资料条件，索引、搜索引擎、数据库，为古文字研究提供了巨大助力。如今，AI技术蓬勃发展，当通过人工智能拼缀上第一片甲骨时，实现的不仅是技术突破，更是中华文明根脉的赓续与新生。   简单来讲，"破译”古文字可分为两步：一是识形，二是读词。即先认出古文字形体是什么字，再判定其音义，弄明白它在文献中的含义。如，先认出甲骨中“[图1]”是“王”，再读懂刻辞与商王有关。人工智能辅助古文字研究，就是要模仿人类专家的学习过程，进行“记字形”和“读古书”的训练。 目前对计算机而言，“认字形”十分艰难。机器学习面临着诸多挑战，包括图像预处理结果不佳、标注样本稀缺、字形实情极其复杂等。其中，“数据困境”是显性瓶颈，古文字单字量低，有效样本密度低，机器学习样本不足。最近，我所在的课题组参与开发了“古文字线上书写系统”，旨在收集专家书写古文字的动态路径，将古文字字形转换成有顺序、有方向的矢量线段，为训练计算机识读字形提供学习参考。   此前计算机识图多从像素角度入手，受图像质量、样本量、字形复杂性等影响，特征提取困难，识别率低。为了破题，我们课题组转换了思路——并非让模型分析静态字形，而是通过动态路径数据，捕捉专家的书写顺序和对字形结构的理解，帮助模型像人一样“思考”如何书写古文字。我们希望通过提取人类书写古文字的动态特征，将人的经验转换成可训练的数据规则，从而弥补传统方法在异体字处理上的缺陷，解决数据量不足等问题。   目前，我们的研究已进入初步试验阶段，录入了12825条字形书写数据进行前期测验。眼下正在搭建机器学习的模型，相关代码达到万余行，计算机累计运行时间超过400小时，模型迭代3个版本。从生成结果看已初见成效，计算机能成功模仿人类书写的笔势、笔顺和大致轮廓，但在部件书写的准确性、笔画组合和构件位置关系上，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例如甲骨文中“千”字有一类形体作“[图2]”形，是在侧视站立人形“[图3]”的基础上，在其腿部加一横笔分化而来，其书写顺序一般是先写出侧视身体躯干和手臂，再写后加的一横笔： 目前训练得到的机器书写路径是： 可以看出，计算机已能再现字形轮廓和笔顺，但对第二笔的起始位置把握欠佳：第二笔不应与第一笔交叉穿出；二、三笔虽顺序相接，但笔迹并不相连，即第二笔的终点并非第三笔的起点。   为修正结果，我们将在现有试验的基础上，对机器学习方法和算法结构进行调试和整改。这项工作可能十分漫长，但也蕴含着无限潜力。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编辑/陈昱同 责编/杨书

1953年至1977年春，穆旦执教于南开大学。图为6月9日上午在南开大学校园里拍摄的穆旦塑像。卢桢摄/光明图片   2025年高考语文已经落下帷幕，它所引发的各类话题仍然在持续发酵、扩散，尤其是作文题中新诗元素的显著增加，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全国一卷”的作文材料摘录了老舍的小说《鼓书艺人》、艾青的诗歌《我爱这土地》、穆旦的诗歌《赞美》中的文句，要求学生根据这些素材进行联想和思考，撰写文章。“北京卷”延续了近年来考察“微写作”的命题思路，其中有一个选项颇具匠心地以“轻”为题，鼓励学生创作一首小诗或一段抒情文字，要求感情真挚、语言生动、有感染力。还有一个细节上的变化是，大部分语文卷作文题目都取消了“文体不限，诗歌除外”的设定，这在以往属于标配。凡此种种，不仅表明新诗受到一定程度上的重视，更自然地将话题引向新诗复苏、新诗教育等一系列重要的议题。   考生们普遍反映，“全国一卷”的作文题颇具挑战性，甚至有些“不好懂”。它不仅要求考生具备对现代文学史的宏观认知，还需要细致入微地理解艾青、穆旦等诗人作品中的家国情怀与时代精神，于情感层面与之形成同频共振。老舍、艾青、穆旦这三位文学巨匠，皆以他们不朽的笔触，生动展现了中国人在国家民族经历苦难时所涌现出的坚忍精神和崇高境界。他们的文字不仅深刻还原了特殊年代的历史现实，更寄寓了现代作家对民族未来的憧憬与渴望。特别是穆旦《赞美》中的名句——“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更是以“带血的手”这一意象与“起来”的顽强姿态，为现代精神主体注入了抗争的勇气，构建起新生的希望。沿着穆旦的诗句展开思考，可以引导当今青少年深入了解民族精神的传承问题，通过与文学先贤的积极对话，实现对个体价值、代际使命的思考。   借助高考作文对“穆旦”热度的抬升，诗人的名字逐渐走入公众视野，也令诗歌研究界为之一振。诸多学者都希望抓住这次机遇，让更多的人知晓穆旦进而更深入了解中国新诗。毕竟，相对于郭沫若、徐志摩、戴望舒等诗坛名家，穆旦在大众阅读领域的影响力相对有限。但在新诗研究界，对穆旦的艺术成就认知则相对统一。作为诗人、翻译家，他受西方现代主义诗思影响，又能融会贯通古典诗歌传统，以精湛的技艺、深邃的思辨和丰富的象征，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推向新的高度，已然在文学史中成为一道沉雄峭拔的风景线。   今年上半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易彬的《幻想底尽头：穆旦传》，译林出版社出版了邹汉明的《穆旦传：新生的野力》，这两部体量较大的传记借助翔实的文献，记述了穆旦在风云变幻的时代中激荡起伏的一生，不仅为学术界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也进一步推动了穆旦诗歌的普及。在易彬的著作中，他也谈到了高考作文材料征引到的《赞美》一诗，认为这首作品熔铸了清醒的感知、沉痛的愤慨、强烈的悲悯和无比热切的民族情怀，综合了穆旦诗歌的诸多标志性情思要素。在穆旦、艾青这些先贤的诗文背后，潜隐的那种期待国家自立富强、渴望民族复兴的文学精神，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典型传统。   尽管有穆旦“传记热”的加持，也有研究界对他新诗价值的共性认知，但是研究界和文学史内部的热度，似乎并未对诗坛外部形成显著的影响。以中学语文教学为例，穆旦的《我看》被选入统编九年级上册语文教材，可是在一些具体的教学实践中，要么是源于高考对新诗鉴赏较为有限的考察规模，导致这类新诗篇目被有意无意地“边缘化”，要么是受限于应试的答题压力，讲授者只能将《我看》这类作品限定在人类亲近自然的单一维度，无暇展开也无力企及作品的丰富意涵。这导致的结果是很多学生始终难以深入领略穆旦诗歌的独特魅力，更奢谈触及诗人那般“丰富的痛苦”。因此，当他们在考试现场相遇穆旦时，多少有一些陌生感，对诗文的理解可能滞留于字词表面。   考生对穆旦的不熟悉，加上诸多“谁是穆旦”的短视频持续刷屏，从一个侧面证明新诗在中学语文教育中尚处在薄弱的位置，也表明新诗“圈内热闹圈外冷”的尴尬现状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高考作文的选题方向，可能对文学教育和文化舆论形成一定的影响。可以预见的是，穆旦、艾青的登场，新诗“微写作”的出现，新诗鉴赏比重的增长，将为当下强化新诗教育带来一个契机，进而不同程度地影响中学生的阅读格局，以及中学语文的教学导向。诗歌教育的观念应该及时打破长期以来“古代诗歌主导、现代诗边缘化”的格局，建立健全“双峰并峙”的诗歌审美教育体系。尤其是百年新诗的发展传统，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围绕它的常态化审美教育，应当成为中华诗教传统与当前文化发展相结合的有力抓手。这对于青年一代的文化观念传承、精神品性涵养均有助益。   新诗教育，本质上是一种审美教育。唯有洞察新诗文体自身的特质，理解新诗以象表意的属性，明晰其分行形式与内在精神的观念追求，才能把美学感受力和诗学想象力真正传递给青年一代，使他们领略到新诗的魅力风情，实现从“知识识记”到“素养立意”的转变。   诗歌的特点在于轻逸、灵动，正如今年高考语文“北京卷”的“微写作”有个选项是以“轻”为题。“轻”可以从特殊维度触发人类的情感体认，也是专属于诗歌的独立特点。经由诗歌之“轻”的情感敲击，方有可能抵达思想之“深”、生命之“重”。运行其间的张力转化秘诀和思维传导方法，恰是新诗教育者应该教授给学生的。如果把诗歌教育纳入某种既定的、规范化的结构，将诗歌简化为可计量的知识，或者把诗人形象定格于单一的类型，势必要抑制诗性的传播，遮蔽新诗的真实面容。随着高考作文中新诗元素的不断增多，有理由相信，新诗教育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它正在呼唤以青少年作为突破口，激活新诗的优秀传统，引领更多的人亲近诗歌、热爱诗歌、创作诗歌，共同守护诗的灵魂与尊严。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编辑/陈昱同 责编/杨书

记者6月9日从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获悉，该所与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的联合团队在《自然·机器智能》发表相关研究，首次证实多模态大语言模型能够自发形成与人类高度相似的物体概念表征系统，为人工智能认知科学提供了新路径，也为构建类人认知结构的人工智能系统提供了理论框架。 "人类能够对自然界中的物体进行概念化，这一认知能力长期以来被视为人类智能的核心。”论文通讯作者、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何晖光说，当人们看到“狗”“汽车”或“苹果”时，不仅能识别它们的物理特征，如尺寸、颜色、形状等，还能理解其功能、情感价值和文化意义，这种多维度的概念表征构成了人类认知的基石。 而随着ChatGPT等大语言模型的爆发式发展，一个问题引起科学家们的注意——这些大模型能否从语言和多模态数据中发展出类似人类的物体概念表征？ 传统人工智能研究聚焦于物体识别准确率，却鲜少探讨模型是否真正“理解”物体含义。何晖光说：“当前人工智能可以区分猫狗图片，但这种‘识别’与人类‘理解’猫狗的本质区别仍有待揭示。” 研究团队从认知神经科学经典理论出发，设计了一套融合计算建模、行为实验与脑科学的创新范式，并构建了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概念地图”。 何晖光介绍，研究团队从海量大模型行为数据中提取出66个“心智维度”，并为这些维度赋予了语义标签。通过研究发现这些维度是高度可解释的，且与大脑类别选择区域的神经活动模式显著相关。研究还对比了多个模型在行为选择模式上与人类的一致性，结果显示多模态大模型在一致性方面表现更优。 此外，研究还揭示了人类在做决策时更倾向于结合视觉特征和语义信息进行判断，而大模型则倾向于依赖语义标签和抽象概念。本研究表明大语言模型内部存在着类似人类对现实世界概念的理解。 文章来源/新华社 编辑/李杰如 责编/杨书

西北师范大学张强团队建设简牍字符检测与识别数据集 一声轻鸣，灯光亮起，高光谱成像仪启动，一枚躺在玻璃管里的简牍被缓缓推入。不到半分钟，简牍的高光谱成像图已经出现在屏幕上。 在甘肃省简牍智能计算与数字人文工程研究中心的实验室里，研究中心负责人、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张强盯着红外图像和光谱曲线仔细分析："很多简牍文物封存在玻璃管里，不能轻易打开。利用高光谱成像仪扫描和算法处理，可以清晰提取其红外图像信息，为数据集提供更多支持。” 张强所说的数据集，是指简牍字符检测与识别大规模数据集，名为DeepJiandu数据集。今年3月，张强团队联合甘肃简牍博物馆等单位推出数据集，面向全球开放。 甘肃是全国简牍出土最丰富的地区之一。20世纪以来，甘肃出土7万余枚简牍，以汉简居多，内容涉及军事、政务、医药、民俗等。 简牍材料相对脆弱，经过长期埋藏，经常出现字符模糊、字迹缺损等情况。传统的简牍研究，处理一枚简牍的工作量非常大，从定位文字、辨认字形，到记录保存、成果分享都需要人工完成。 张强长期从事计算机科学与管理科学交叉研究工作，“我们如何通过多学科交叉融合，运用人工智能为简牍学研究赋能？”张强带领团队，联合甘肃简牍博物馆、上海中西书局、甘肃文化出版社等，先后收集4万多枚简牍图版，整理4.5万多条释文、近20万个字形等数据。去年6月，简牍学术资源数据共享平台正式上线，面向全球公开免费使用。 在共享平台的研发、应用中，张强团队提出了推出DeepJiandu数据集的想法。“大量看似复杂的简牍特征信息是可以被提取的，该数据集为利用人工智能实现简牍文字智能识别的特征提取提供了基础和可能。”张强说。 数据集就像“养料”，张强团队不断地将其“喂给”各类分析算法。例如，对于一枚简牍，团队通过图像增强、补全、定位等算法，通过大量数据模型训练和算法优化，就能对其文字进行智能检测和识别。 制作这样的数据集，并非简单地“把文字粘贴到表格里”。有些简牍字迹模糊、书写风格复杂，有些简牍还存在着弯曲、断裂等物理变形，加上不同简牍的年代、地域不同，字体形态差异巨大、规范性差……经过反复试错、细致标注，一个字一个字地“抠”，团队开展了多轮对比测试。不断调整优化后，基于DeepJiandu数据集的文字检测精度提升至92%以上，对于一些常见汉字，数据集的表现更加稳定。 两年中，张强团队从不到5人扩展到30多人，人员学术背景构成也拓展到计算机、历史、文学和管理等学科领域，目前正在稳步开展智能识别简牍书写风格、残简断简智能缀合、简牍知识图谱构建等研究项目。“希望更多人愿意加入进来，挖掘简牍学的宝贵价值。”张强说。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 编辑/李杰如 责编/杨书